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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一公斤财务曝账目有问题 负责人:管理

来源:新利娱乐 点击:时间:2019-05-09 16:53

  图片说明:在“上海一公斤”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了一张2万元的场地费发票,开具发票的公司是“上海信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网11月18日消息:旨在“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教育的机会”,近几年在上海发展迅速、颇有影响力,并荣获2012年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一公斤”),被指内部管理混乱、账目糊涂。

  “上海一公斤”财务王馨年近日向晨报自揭家丑:“账不是一般的乱,募捐不入账,票据丢失严重,乱拿发票顶账,支付宝账号脱账达一年多……”

  除了王馨年,作为“上海一公斤”“乐融”项目的资助方——上海慈善基金会在对该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审核时,也对该项目总计6项费用支出中的4项提出了质疑,对92972.7元中的32000余元支出不认可,目前正在跟踪项目执行方的整改情况,并视情处理或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对此,“上海一公斤”负责人坦承,目前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账目审查,结果出来后会向社会公开。

  “上海一公斤”官网显示,2011年5月,受“多背一公斤”活动启发,李董翔等人发起成立公益组织“上海一公斤”,由上海本地企业专业管理人员、都市白领、关注儿童的爱心人士加入共同运营,致力于推广中国公平教育的发展。

  2012年3月5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这一公益组织正式注册为“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法人代表为李董翔父亲李和平。该组织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力改善乡村学校的教育环境,走进村小,帮助农村孩子健康、自信、快乐地成长,希望“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教育的机会”。

  “一公斤”成立后,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经过3年多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日增。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该公益组织各项捐助收入共63143元,2013年达203000余元,今年前三个季度各项捐助总和已超过60万元,其中包括义卖收入在内的个人捐助150780.37元,基金会补助486060元。

  61岁的王馨年,有着近40年的银行财务工作经验,是一名老财务。2012年,他开始帮助“一公斤”做账。

  据其回忆,2012年,“上海一公斤”刚起步时,是由发起人李董翔的父亲李和平主要负责报销。当时,王馨年仅是每月抽空帮忙做账。“当时有老李在,而且资金还不是很多,账目做得很清楚。”王馨年说,但从2013年开始,李和平因身体原因卸任,所有报销事宜改由项目总监王磊负责。

  今年6月,王馨年正式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一公斤”的财务人员,每个月领取500元补贴。

  然而,当王馨年全盘接手“一公斤”的财务状况后,他发现“‘上海一公斤’的账不是一般的乱,问题很大,募捐不入账,票据丢失严重,乱拿发票顶账,支付宝账号脱账达一年多……”,在向“上海一公斤”负责人反映无果后,他找到了晨报。

  王馨年说,“上海一公斤”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志愿者,两个主要负责人李董翔和王磊,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策划具体的项目和活动,疏于对组织的内部管理。

  “‘上海一公斤’财务管理很不规范,我身为财务更多的只能是建议、提醒,但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不是到了这个账没办法做了(的地步),我也不会找你们。”王馨年说,“我与‘上海一公斤’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来这边做事主要也是想为慈善出份力,但它的账确实乱,我感觉里面问题很大,再下去没人管,指不定哪一天就会出大乱子。每一分钱都是志愿者的爱心,都应该用得明明白白。”

  “上海一公斤”财务账本记录的信息显示,该组织仅在2013年1月到2014年9月就报销餐饮发票53300余元、各项志愿者补贴48300余元、广告宣传费82000余元,其中有部分用以抵扣诸如“场地费”“志愿者补贴”等名目的餐饮发票。

  陈先生是一名有着6年账务审计经验的会计师,在翻看了王馨年提供的账本后直言:“从账本上看,账做得很认真,但里面不是一般的乱,经不起查。”随后,他一一指出了“一票多用、账目不清、收支不平衡”等四个财务方面的专业问题。

  王馨年说,按规定报账发票必须提供原件。但在一份与广东麦田教育基金会签订的出资项目合同中,记者找到了一张数额为2700元的宣传制作费用发票复印件。

  为何会使用复印件来做账,难道原件另有用处?记者仔细查找后,最终在上海慈善基金会资助的“乐融”项目中,找到了这张发票复印件的原件。原来,同一张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分别被用在了两个活动中充账。

  记者还发现很多发票只有一个笼统的名目,比如“办公用品”,但没有附上具体的购物清单,也没有具体在哪个活动使用的说明。

  而且账本里还有大量用餐饮发票来冲抵各种名目的费用支出。比如今年在徐汇影剧院举办的“上海一公斤志愿者年会”的场地费,就是用了一张3247元的上海豪牛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餐饮发票来报销。

  记者联系场地提供方徐汇影剧院,办公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的场所不是其负责,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他强调,任何活动如果收费,都会开具剧院正规发票。

  今年9月,王馨年无意间在办公室的地上,捡到两张数额分别为9500元和1900元的收据黄色联,收款事由都是“拍品”,盖着“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的公章,收款方式不像以往那样是“现金”,而是“淘宝”和“支付宝”,入账日期分别是2014年4月11日和2014年4月22日。

  他仔细翻查了今年的账本,均没有找到这两笔款项的入账记录。“之前收款方式要么是现金,要么就是转账给法人账户,怎么会有淘宝和支付宝呢?”王馨年随即就这两笔未入账的收款去向和收款方式,向王磊征询意见。

  “王磊说,这是两笔拍卖款,是通过‘上海一公斤’的支付宝募捐账号收的款,这个账号也是由她在管理。”王馨年说,直到此时,他这个财务会计才第一次知道,“上海一公斤”除银行账户之外,还有支付宝账户。

  王磊的解释是,“上海一公斤”的支付宝账户是2013年11月份开设,目的是方便网友捐款。

  此后,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王馨年要求王磊提供支付宝账户的收支明细,并把里面的款项转至统一账户,以便管理。但王磊并没有答应,仅做了一份“2013.10-2014.10.10支付宝账务”的表格交给了他。

  记者在这张支付宝账务表格上看到,支付宝各项收入加起来共42412.8元;在支出项目中,有1274.71元用于江西迷你图书角,13550元用于江西136个爱心包,有6940.8元支出没有备注项目。截至今年10月10日,该支付宝账户还有余额11154.75元。

  “上海一公斤”还举办义卖活动,市集中的物资都由志愿者捐赠,所得善款用于支持公益项目和活动。

  当记者向王馨年提出,是否可以看下一些活动中的物资清单时,王馨年却直言,“上海一公斤”只负责收取志愿者捐赠的物资,对于物资的品类、数量、新旧程度等统统没有造册登记,甚至连义卖活动筹到的善款也没有入账。

  “‘上海一公斤’的办公地在徐汇,但物资的存放是另外租的仓库。”王馨年也参加过几次义卖活动,但作为财务的他,甚至都不知道仓库在哪里,都是志愿者在张罗。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2012年11月,曾有上海媒体报道过“上海一公斤”在新梅广场发起一场儿童公益扶贫活动,义卖获得8000元善款。

  但记者仔细查看了“上海一公斤”2012年全年账本,都没有找到这笔善款的入账记录。王馨年说:“不单单是那一次,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2012年有一次义卖收入有3万元,但也只写在网上,没有归到账务收入中。”

  按照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收据是收款方出具给支付方的收款凭证。作为慈善组织,“上海一公斤”在活动现场如收到爱心款,则会向捐助人开具盖有该单位印章的收据。一份收据分黄色、红色和白色三联,红色的记账联交给财务入账,黄色的凭证联给支付方,白色的为收据存根不撕下,用完一本收据后要交还给财务人员进账。

  “根据财务制度,就算是新的收据本都需要编号存放好,需要一本用完才能申领一本,但在‘上海一公斤’这里,到底有多少本收据本在用,我根本不知道。”王馨年说,直至今年9月份,他自查时意外发现一张写着“100本收据”的发票。

  “购买人是项目总监王磊,平时公章也是由她保管的。”王馨年说,他发现这“100本收据”的发票后,核查发现,已经入账的收据仅有28本,而且入账的收据基本不连号。

  王馨年曾提出,希望王磊将剩下的收据本交由其保管。随后,王磊陆续交出了34本未使用的收据本。

  记者注意到,王馨年所说的购买收据本发票,开票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开票单位是九星市场。翻看10多本账本后,记者发现除极少数收据连号外,大部分均为编号不相连,存根联情况缺失严重。除去已入账的28本及未使用的34本,尚有38本收据本不知所踪。

  2013年,上海慈善基金会就与“一公斤”达成了“乐融”项目资助协议:由其拿出13.37万元,支持“乐融”项目的开展。

  “乐融”是“上海一公斤”专门针对在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开展的公益项目,主要内容是组织志愿者教学、帮助学生组织课外活动等。

  目前,上海慈善基金会根据协议,已按计划拨发了总款的80%,有9万余元已划拨。

  然而,最近,上海慈善基金会组成的审计小组,对“乐融”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审核时,对该项目总计6项费用支出中的4项提出了质疑。

  记者核查发现,“上海一公斤”开展的“乐融”项目,自称产生了6项费用,包括“宣传费”、“场地费”、“活动物资”、“评估费”、“补贴”及“管理费税费”,审计小组对除“活动物资”及“补贴”外的另4项支出均提出了质疑。

  在“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一张由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开具的名目是“广告设计费”、金额是10000元的发票,用于报销“乐融”项目的宣传费。据审计小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实际上这10000元是“上海一公斤”官方网站的设计费用,根本不应该计算在“乐融”项目的开支中。

  针对另一项2000元的“评估费”,审计小组核查发现,这个所谓的项目评估,根本没有必要,连评估报告都没有,是否真的进行了评估也说不清。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秘书处项目部的负责人向晨报记者证实,在中期报告审核的过程中,的确已发现“上海一公斤”的“乐融”项目服务人数超出原先预算,志愿者补贴费用也因此超支,要求项目执行方按协议条款加以规范管理。在完成对“乐融”项目的中期审核后,内审组共对“上海一公斤”前三季度实际使用的92972.7元中的32000余元支出不认可,还有包括管理费和税费在内的支出没有找到凭证,是否产生支付尚有待核实。

  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正在跟踪项目执行方的整改情况,并视情处理或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王馨年也发现“乐融”项目有问题。在一张“上海一公斤”交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乐融”项目预算表上,“上海一公斤”提出的项目预算共计13万余元,包括场地费、宣传费和评委费等各项费用在内。王馨年说:“按照他们列出的经费使用清单,前三个季度乐融项目已经使用92972.7元,但我按账本核算下来,实际使用只有69640.10元。”

  在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了一张2万元的场地费发票,开具发票的公司是“上海信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期是今年的9月18日。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商业地产、城市综合体项目、产业地产研究规划等全程营销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对记者提到的“一公斤”活动场地费发票,该公司工作人员的回答极其含糊,但明确表示“没有听说公司有场地可提供”。

  令人疑惑的是,“上海一公斤”的官网显示,“乐融”项目的活动几乎全是在民工子弟学校、免费公园内举行,为什么还需要额外支付场地费呢?

  作为“上海一公斤”的负责人,李董翔表示,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真心想为农村的孩子做点事,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包括他本人平时都有全职工作,在管理和财务上确实存在疏忽。

  李董翔说:“虽然‘上海一公斤’这两年的发展很快,得到的资助也多了许多,但我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善款,我们也不是做财务出身,财务管理都是由财务做的,现在我们准备找第三方审计公司。”

  正常情况下,“上海一公斤”的活动大多以项目来运作,而每个项目都是由一个项目负责人来具体负责操作,平时大部分项目的执行是由项目总监王磊和一些志愿者具体负责的,“乐融”项目的负责人也是王磊。

  关于“乐融”项目账目中的2万元场地费,王磊介绍说,场地费用是预算,当初与信众签了合同,也支付了这个费用,后来才知道场地费用不上,目前已和对方协商,这笔费用对方同意退还。

  对于使用发票复印件涉嫌两次报账的2700元宣传制作费发票,王磊解释说,广东麦田基金会总共支持了2万元,其实是“上海一公斤”团队参加“同行设计”文化用品设计大赛获得的奖金,应大赛主办方要求,提供文化类支出的发票复印件才能领取奖金,所以才提供了这张发票的复印件,并不涉及重复报账。

  对于徐汇影剧院的场地费,王磊说:“今年年会的场地费那张3247元的餐饮发票,其中1500元是给场地出借方工作人员的劳务费,还有2000元给了当天的摄影摄像,他们不能提供发票,所以就用餐费发票来代替了。”

  王磊解释称,之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忙,没有太多时间。“现在这两次活动,我们都把活动物资整理了一遍,带出去什么东西都登记了。”王磊说,关于这个问题,她相信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公益组织,没有几家是真正规范登记过。

  “我们大家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很忙,一步一步把‘上海一公斤’做到现在这样也不容易,我们在财务管理上存在问题,但要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在采访的最后,王磊说,他们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上海一公斤”的账目审查,结果出来后也会向社会公开。

  “上海一公斤”是2012年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型社会组织,作为主管单位的社团管理局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主要负责审批社会组织的注册申请。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组成,按这三部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每年会对已经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年审,主要审核社会组织一年内的运行情况及账目报表。”

  然而,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上海一公斤”具体管理应由区社团局负责,对于“一公斤”的年审情况,他确实也不是很清楚。

  据悉,截至2013年底,上海共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共11607家。

  图片说明:在“上海一公斤”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了一张2万元的场地费发票,开具发票的公司是“上海信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网11月18日消息:旨在“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教育的机会”,近几年在上海发展迅速、颇有影响力,并荣获2012年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一公斤”),被指内部管理混乱、账目糊涂。

  “上海一公斤”财务王馨年近日向晨报自揭家丑:“账不是一般的乱,募捐不入账,票据丢失严重,乱拿发票顶账,支付宝账号脱账达一年多……”

  除了王馨年,作为“上海一公斤”“乐融”项目的资助方——上海慈善基金会在对该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审核时,也对该项目总计6项费用支出中的4项提出了质疑,对92972.7元中的32000余元支出不认可,目前正在跟踪项目执行方的整改情况,并视情处理或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对此,“上海一公斤”负责人坦承,目前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账目审查,结果出来后会向社会公开。

  “上海一公斤”官网显示,2011年5月,受“多背一公斤”活动启发,李董翔等人发起成立公益组织“上海一公斤”,由上海本地企业专业管理人员、都市白领、关注儿童的爱心人士加入共同运营,致力于推广中国公平教育的发展。

  2012年3月5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这一公益组织正式注册为“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法人代表为李董翔父亲李和平。该组织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力改善乡村学校的教育环境,走进村小,帮助农村孩子健康、自信、快乐地成长,希望“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教育的机会”。

  “一公斤”成立后,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经过3年多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日增。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该公益组织各项捐助收入共63143元,2013年达203000余元,今年前三个季度各项捐助总和已超过60万元,其中包括义卖收入在内的个人捐助150780.37元,基金会补助486060元。

  61岁的王馨年,有着近40年的银行财务工作经验,是一名老财务。2012年,他开始帮助“一公斤”做账。

  据其回忆,2012年,“上海一公斤”刚起步时,是由发起人李董翔的父亲李和平主要负责报销。当时,王馨年仅是每月抽空帮忙做账。“当时有老李在,而且资金还不是很多,账目做得很清楚。”王馨年说,但从2013年开始,李和平因身体原因卸任,所有报销事宜改由项目总监王磊负责。

  今年6月,王馨年正式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一公斤”的财务人员,每个月领取500元补贴。

  然而,当王馨年全盘接手“一公斤”的财务状况后,他发现“‘上海一公斤’的账不是一般的乱,问题很大,募捐不入账,票据丢失严重,乱拿发票顶账,支付宝账号脱账达一年多……”,在向“上海一公斤”负责人反映无果后,他找到了晨报。

  王馨年说,“上海一公斤”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志愿者,两个主要负责人李董翔和王磊,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策划具体的项目和活动,疏于对组织的内部管理。

  “‘上海一公斤’财务管理很不规范,我身为财务更多的只能是建议、提醒,但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不是到了这个账没办法做了(的地步),我也不会找你们。”王馨年说,“我与‘上海一公斤’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来这边做事主要也是想为慈善出份力,但它的账确实乱,我感觉里面问题很大,再下去没人管,指不定哪一天就会出大乱子。每一分钱都是志愿者的爱心,都应该用得明明白白。”

  “上海一公斤”财务账本记录的信息显示,该组织仅在2013年1月到2014年9月就报销餐饮发票53300余元、各项志愿者补贴48300余元、广告宣传费82000余元,其中有部分用以抵扣诸如“场地费”“志愿者补贴”等名目的餐饮发票。

  陈先生是一名有着6年账务审计经验的会计师,在翻看了王馨年提供的账本后直言:“从账本上看,账做得很认真,但里面不是一般的乱,经不起查。”随后,他一一指出了“一票多用、账目不清、收支不平衡”等四个财务方面的专业问题。

  王馨年说,按规定报账发票必须提供原件。但在一份与广东麦田教育基金会签订的出资项目合同中,记者找到了一张数额为2700元的宣传制作费用发票复印件。

  为何会使用复印件来做账,难道原件另有用处?记者仔细查找后,最终在上海慈善基金会资助的“乐融”项目中,找到了这张发票复印件的原件。原来,同一张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分别被用在了两个活动中充账。

  记者还发现很多发票只有一个笼统的名目,比如“办公用品”,但没有附上具体的购物清单,也没有具体在哪个活动使用的说明。

  而且账本里还有大量用餐饮发票来冲抵各种名目的费用支出。比如今年在徐汇影剧院举办的“上海一公斤志愿者年会”的场地费,就是用了一张3247元的上海豪牛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餐饮发票来报销。

  记者联系场地提供方徐汇影剧院,办公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的场所不是其负责,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他强调,任何活动如果收费,都会开具剧院正规发票。

  今年9月,王馨年无意间在办公室的地上,捡到两张数额分别为9500元和1900元的收据黄色联,收款事由都是“拍品”,盖着“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的公章,收款方式不像以往那样是“现金”,而是“淘宝”和“支付宝”,入账日期分别是2014年4月11日和2014年4月22日。

  他仔细翻查了今年的账本,均没有找到这两笔款项的入账记录。“之前收款方式要么是现金,要么就是转账给法人账户,怎么会有淘宝和支付宝呢?”王馨年随即就这两笔未入账的收款去向和收款方式,向王磊征询意见。

  “王磊说,这是两笔拍卖款,是通过‘上海一公斤’的支付宝募捐账号收的款,这个账号也是由她在管理。”王馨年说,直到此时,他这个财务会计才第一次知道,“上海一公斤”除银行账户之外,还有支付宝账户。

  王磊的解释是,“上海一公斤”的支付宝账户是2013年11月份开设,目的是方便网友捐款。

  此后,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王馨年要求王磊提供支付宝账户的收支明细,并把里面的款项转至统一账户,以便管理。但王磊并没有答应,仅做了一份“2013.10-2014.10.10支付宝账务”的表格交给了他。

  记者在这张支付宝账务表格上看到,支付宝各项收入加起来共42412.8元;在支出项目中,有1274.71元用于江西迷你图书角,13550元用于江西136个爱心包,有6940.8元支出没有备注项目。截至今年10月10日,该支付宝账户还有余额11154.75元。

  “上海一公斤”还举办义卖活动,市集中的物资都由志愿者捐赠,所得善款用于支持公益项目和活动。

  当记者向王馨年提出,是否可以看下一些活动中的物资清单时,王馨年却直言,“上海一公斤”只负责收取志愿者捐赠的物资,对于物资的品类、数量、新旧程度等统统没有造册登记,甚至连义卖活动筹到的善款也没有入账。

  “‘上海一公斤’的办公地在徐汇,但物资的存放是另外租的仓库。”王馨年也参加过几次义卖活动,但作为财务的他,甚至都不知道仓库在哪里,都是志愿者在张罗。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2012年11月,曾有上海媒体报道过“上海一公斤”在新梅广场发起一场儿童公益扶贫活动,义卖获得8000元善款。

  但记者仔细查看了“上海一公斤”2012年全年账本,都没有找到这笔善款的入账记录。王馨年说:“不单单是那一次,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2012年有一次义卖收入有3万元,但也只写在网上,没有归到账务收入中。”

  按照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收据是收款方出具给支付方的收款凭证。作为慈善组织,“上海一公斤”在活动现场如收到爱心款,则会向捐助人开具盖有该单位印章的收据。一份收据分黄色、红色和白色三联,红色的记账联交给财务入账,黄色的凭证联给支付方,白色的为收据存根不撕下,用完一本收据后要交还给财务人员进账。

  “根据财务制度,就算是新的收据本都需要编号存放好,需要一本用完才能申领一本,但在‘上海一公斤’这里,到底有多少本收据本在用,我根本不知道。”王馨年说,直至今年9月份,他自查时意外发现一张写着“100本收据”的发票。

  “购买人是项目总监王磊,平时公章也是由她保管的。”王馨年说,他发现这“100本收据”的发票后,核查发现,已经入账的收据仅有28本,而且入账的收据基本不连号。

  王馨年曾提出,希望王磊将剩下的收据本交由其保管。随后,王磊陆续交出了34本未使用的收据本。

  记者注意到,王馨年所说的购买收据本发票,开票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开票单位是九星市场。翻看10多本账本后,记者发现除极少数收据连号外,大部分均为编号不相连,存根联情况缺失严重。除去已入账的28本及未使用的34本,尚有38本收据本不知所踪。

  2013年,上海慈善基金会就与“一公斤”达成了“乐融”项目资助协议:由其拿出13.37万元,支持“乐融”项目的开展。

  “乐融”是“上海一公斤”专门针对在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开展的公益项目,主要内容是组织志愿者教学、帮助学生组织课外活动等。

  目前,上海慈善基金会根据协议,已按计划拨发了总款的80%,有9万余元已划拨。

  然而,最近,上海慈善基金会组成的审计小组,对“乐融”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审核时,对该项目总计6项费用支出中的4项提出了质疑。

  记者核查发现,“上海一公斤”开展的“乐融”项目,自称产生了6项费用,包括“宣传费”、“场地费”、“活动物资”、“评估费”、“补贴”及“管理费税费”,审计小组对除“活动物资”及“补贴”外的另4项支出均提出了质疑。

  在“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一张由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开具的名目是“广告设计费”、金额是10000元的发票,用于报销“乐融”项目的宣传费。据审计小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实际上这10000元是“上海一公斤”官方网站的设计费用,根本不应该计算在“乐融”项目的开支中。

  针对另一项2000元的“评估费”,审计小组核查发现,这个所谓的项目评估,根本没有必要,连评估报告都没有,是否真的进行了评估也说不清。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秘书处项目部的负责人向晨报记者证实,在中期报告审核的过程中,的确已发现“上海一公斤”的“乐融”项目服务人数超出原先预算,志愿者补贴费用也因此超支,要求项目执行方按协议条款加以规范管理。在完成对“乐融”项目的中期审核后,内审组共对“上海一公斤”前三季度实际使用的92972.7元中的32000余元支出不认可,还有包括管理费和税费在内的支出没有找到凭证,是否产生支付尚有待核实。

  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正在跟踪项目执行方的整改情况,并视情处理或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王馨年也发现“乐融”项目有问题。在一张“上海一公斤”交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乐融”项目预算表上,“上海一公斤”提出的项目预算共计13万余元,包括场地费、宣传费和评委费等各项费用在内。王馨年说:“按照他们列出的经费使用清单,前三个季度乐融项目已经使用92972.7元,但我按账本核算下来,实际使用只有69640.10元。”

  在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了一张2万元的场地费发票,开具发票的公司是“上海信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期是今年的9月18日。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商业地产、城市综合体项目、产业地产研究规划等全程营销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对记者提到的“一公斤”活动场地费发票,该公司工作人员的回答极其含糊,但明确表示“没有听说公司有场地可提供”。

  令人疑惑的是,“上海一公斤”的官网显示,“乐融”项目的活动几乎全是在民工子弟学校、免费公园内举行,为什么还需要额外支付场地费呢?

  作为“上海一公斤”的负责人,李董翔表示,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真心想为农村的孩子做点事,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包括他本人平时都有全职工作,在管理和财务上确实存在疏忽。

  李董翔说:“虽然‘上海一公斤’这两年的发展很快,得到的资助也多了许多,但我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善款,我们也不是做财务出身,财务管理都是由财务做的,现在我们准备找第三方审计公司。”

  正常情况下,“上海一公斤”的活动大多以项目来运作,而每个项目都是由一个项目负责人来具体负责操作,平时大部分项目的执行是由项目总监王磊和一些志愿者具体负责的,“乐融”项目的负责人也是王磊。

  关于“乐融”项目账目中的2万元场地费,王磊介绍说,场地费用是预算,当初与信众签了合同,也支付了这个费用,后来才知道场地费用不上,目前已和对方协商,这笔费用对方同意退还。

  对于使用发票复印件涉嫌两次报账的2700元宣传制作费发票,王磊解释说,广东麦田基金会总共支持了2万元,其实是“上海一公斤”团队参加“同行设计”文化用品设计大赛获得的奖金,应大赛主办方要求,提供文化类支出的发票复印件才能领取奖金,所以才提供了这张发票的复印件,并不涉及重复报账。

  对于徐汇影剧院的场地费,王磊说:“今年年会的场地费那张3247元的餐饮发票,其中1500元是给场地出借方工作人员的劳务费,还有2000元给了当天的摄影摄像,他们不能提供发票,所以就用餐费发票来代替了。”

  王磊解释称,之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忙,没有太多时间。“现在这两次活动,我们都把活动物资整理了一遍,带出去什么东西都登记了。”王磊说,关于这个问题,她相信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公益组织,没有几家是真正规范登记过。

  “我们大家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很忙,一步一步把‘上海一公斤’做到现在这样也不容易,我们在财务管理上存在问题,但要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在采访的最后,王磊说,他们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上海一公斤”的账目审查,结果出来后也会向社会公开。

  “上海一公斤”是2012年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型社会组织,作为主管单位的社团管理局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主要负责审批社会组织的注册申请。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组成,按这三部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每年会对已经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年审,主要审核社会组织一年内的运行情况及账目报表。”

  然而,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上海一公斤”具体管理应由区社团局负责,对于“一公斤”的年审情况,他确实也不是很清楚。

  据悉,截至2013年底,上海共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共1160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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