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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波:朵云轩像拍卖业的黄埔军校

来源:新利娱乐 点击:时间:2019-05-18 11:10

  编者按:中国艺术品拍卖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此次我们邀请到朵云轩拍卖事业的创办者祝君波,在他的讲述中又将呈现怎样的一段往事呢?

  有文章报道,上海朵云轩一直被业界认定为“敲响了中国拍卖的第一槌”,那么是否与我们追述到的92首届文物艺术品拍卖产生了冲突呢,访谈实际一开始似乎就遇到了一个疑点,但是很快就被破解了。祝君波有着南方人思路缜密、条理清晰的特点,他细致的将这个概念进行了阐释:这一认定不是说朵云轩第一次在中国开始了艺术品拍卖,而是朵云轩拍卖公司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艺术品拍卖的专业公司,朵云轩是以专业的身份进行的文物艺术品的拍卖,以前的拍卖都不是由专营艺术品拍卖公司来操作的。

  而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业界认为“朵云轩成功敲响了第一槌”。“成功”两个字很关键,份量也很重。现在北京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心,所以有的北京人认为北京才是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拍卖,其实国际上都认定上海才是艺术品拍卖起源地,敲响了中国拍卖第一槌。此前其它的拍卖没有引起业内的关注,没有引来后面的事业发展,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拍卖,完成实际意义上成功的国际型拍卖是从上海朵云轩开始的。

  祝君波还为我们“举证说法”:最近在济南开了全国拍卖研讨会,我的关于中国拍卖20年的回顾演讲得到与会员的肯定。演讲内容主要讲为什么要办朵云轩拍卖公司?第一次拍卖有了什么样的结果?赵榆先生呼应了我,总结说道:第一、朵云轩第一次拍卖一共才153件拍品,但成交额就达到了830万,在当时90年代,并且是港币标价,是很不了起的成绩。第二、当时现场有两件拍品超过100万人民币,一幅是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成交价为143万,另一个是任伯年《花鸟草虫册》,成交价为104.5万,建国后中华大地上没有文物卖过100万;第三、激烈竞价场面非常火爆,海外也没有见到过,包括佳士得、苏富比(微博)在国外的拍卖情况,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一件艺术品要来来回回拍很多遍才会最终落槌,现场气氛相当好,那天在场观众们都惊呆了。

  时间仿佛随着祝君波的介绍回到了1993年6月。随着既定的开拍日期的临近,征集拍品的进程也越加紧促,由于有的藏家对于送拍的形式(拍掉付钱,拍不掉就退回来)尚不能接受,不想让自己心爱的收藏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在国内的杭州、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征集虽有近半的拍品,包括荣宝斋(微博)、中国书店等都支持了货品,但还不够份量。好在朵云轩自有“成品”能够补给,祝君波决定把朵云轩门售和库存的书画调一些出来补充拍品。

  1993年6月20日,一个星期天下午,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中国艺术品拍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了。这段历史在祝君波看来究竟有怎样的情结,他曾自撰《心中总有一段情》来回忆创办朵云轩拍卖事业的日子。一点三十分时,拍卖会随着祝君波在台上代表公司简短的致词正式拉开帷幕,拍卖主持由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担纲,因为祝君波力主培养自己的拍卖师,并且在此前还曾派其到香港观摩苏富比、佳士得的现场拍卖,学习拍卖技巧。第一号拍品丰子恺《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华人捧》起拍价2.8万,由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谢稚柳先生开槌,最终以12.8万元的价格被手持一号牌的张宗宪先生竞得;接下来的十几幅作品也出现了激烈拼抢的局面,均以超底价数倍的价位落槌,无一流标。

  拍卖过程十分红火成功,这种火爆也完全超出了预想,祝君波说,“原本那天晚上希尔顿酒店有重大宴会,我们答应5点前将会场还给酒店方,但是开拍半个小时,由于拼抢激烈,才拍完十几件作品,我很着急,决定中途不休息,同时关照戴先生落槌咬得紧一些。这一天拍卖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有63号拍品梁启超《魏书十五字联》,底价2万,成交价12.8万;张大千《溪山雪需图》仅18x71.2公分,底价3万,成交价33万;第102号张大千《晚山看云图》底价60万,成交价143万;第119号任伯年《花鸟草册十二开》,底价20万,成交价104.5万。因而首次冲破百万的拍品诞生了。拍卖的成功不仅让在座的观众惊诧不已,也撼动了许多征集阶段不愿送拍的藏家们。许多收藏家、艺术家、记者久久不忍离去,在现场热烈地讨论。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竞拍之激烈,超过了当时香港的拍卖会。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现场的有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等艺术家,有张宗宪、蔡泰和、黄仲方、陈德熙、许祥杰等竞买人,有秦公、王雁南、甘学军(微博)、米景阳等同道。很多人说朵云轩的拍卖像一个黄埔军校,参加过该拍卖的精英人物受到震撼后都纷纷出来创办了拍卖行。”

  “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做事情的契机,一个发展的良好环境,当然我们确实也有智慧,否则为什么别人就没有成功呢。”

  对于此次拍卖的成功,祝君波依旧是从内在、外在两个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那时候的人朝气蓬勃,做事情的人很有朝气、管事情的人也很朝气,支持探索。1992年成立朵云轩拍卖行并取得成功,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的伟大,而是当时的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做事情的契机,一个发展的良好环境,当然我们确实也有智慧,否则为什么别人就没有成功呢。

  当然任何一次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前期祝君波做了充分的学习和准备。他讲到:对文物艺术品拍卖,我的了解是两个方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时而有机会去到香港出差,便得知香港的苏富比和佳士得已经在从事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工作。另外,也是之前也读过一些与拍卖有关的书籍。但是真正参与、涉及到文物艺术品拍卖是在1992上半年,要从和香港永成拍卖行的合作开始谈起。

  1992年4月22日,祝君波和同事薛锦清、张志成去香港参加华资拍卖行永成公司的艺术品拍卖,没有想到我们平时在画店只卖几千、数万书画,却在永成拍出了很好的成绩。他说,“当时带着朵云轩的名家作品和香港永成拍卖公司的合作,其实是有两个原因促成的。其一,由于1991年10月我开始担任朵云轩的法人代表,1993年的1月起正式担任社长。担任社长之后,就要承担起公司运营发展的实际责任,而且要对两百多名员工负责,也要完成每年的利润指标。”时任社长的祝君波才36岁,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比较年轻的社长,当然承受的压力也更大,这些压力的存在迫使单位要去寻找新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第二原因是传统的文物艺术的经营方式已经走到一个极限。1949年以后,国家文物商店的经营方式是靠资金来买断商品再卖出去,这种门店经营方式面临着新的调整。而朵云轩的文房四宝和木板水印的经营额很小,公司的运营主要靠书画销售和当时出版的利润。”

  祝君波从1972年开始进朵云轩做学徒,到第一次参加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活动正好历时长达20年,所以自然对传统的经营情况,包括长处和短处都非常清楚。长处就是朵云轩商店和友谊商店当时是垄断经营,可以用较低的钱收到文物,老百姓没有出路必须把文物卖给我们,我们是唯一合法经营的单位,并且当时民间的交易是被禁止的,所以经营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到了90年代初,人们开始觉醒,外界大量的信息涌了进来,老百姓再也不愿意像以前一样,把自家的宝贝那么便宜地卖给朵云轩。反过来讲,当时朵云轩那么大的一个著名机构,一年艺术品经营的日常流动资金也就是一两百万,这点资金要想把公司做大做强根本就没有办法。要做大做强就只能走拍卖寄售、中介代理这条路。今天证明这条路是对的,因为就算做到几十亿,拍卖公司也不需要将艺术品买下来,因为老百姓是把东西借给你去拍,拍不掉再还回去,朵云轩不承担买下来的责任。所以,从“买鸡生蛋”的做法改变成“借鸡生蛋”,也就是老百姓的东西委托我来卖,卖不掉退给他,卖的掉就收取佣金。这种方法只能是艺术品拍卖。

  原来的经营方式是另外一种模式,我们将从老百姓家收集来的各类艺术品卖给香港的中间商,像博雅、集古斋、九华堂、中华书局(微博)。他们卖出去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也没有积累自己的客户。

  别人认为朵云轩很赚钱的观念是错误的,其实当时模式是“低价进低价出”,比如1万收来的东西卖的也只是1万5、2万的价格。卖这么便宜的价格,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直接和收藏家直接见面的,中间隔了一个中介。所以当时国外的、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面临的文物艺术品经营情况就是这样。

  历史出现的转机就是一个香港九华堂的叫刘先生。当时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苏富比、佳士得在香港发展艺术品的拍卖,改变了文物艺术品门店经营的方式,采取竞拍的模式购得艺术品。有一家华资拍卖行叫永成拍卖公司已经由几个华人老板筹建起来。他们也想在佳士得、苏富比之外成立一个经营渠道。这要特别提到一个人,翟健民的师傅——黄英豪。当时情况是黄英豪希望刘先生能牵线和朵云轩合作,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由朵云轩给予支持,因为他们对瓷器和古玩比较有经验。当时朵云轩的业务骨干也都是年轻人,薛景清、曹晓堤、汪洋也都是三十多岁,很想干一番事业。后来,我们在静安寺的百乐门请刘先生吃饭和洽谈,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就同意和永成合作。

  第一届拍卖朵云轩只是单纯地提供书画作品四十多件,永成负责操作拍卖。第二届的拍卖朵云轩还参与了对香港征集的艺术品的审查。第一届的拍卖可以说很成功,还不能说特别的成功,因为对香港的艺术品市场还不够了解,另外一个也是由于拍卖时间和佳士得、苏富比的时间相同,所以买家也是有所兼顾。永成准备的很充分,有古玩有书画。当时几件东西至今印象还很深刻。一张是我们带去的齐白石《双鸭图》,拍到16万港币,当时算是很贵了,在上海的家门口这个价格是卖不掉的。买家是张宗宪,去年大年初二我和沈毓琪老师去他家拜年,他还很清晰地记得这件事,说现在这幅《双鸭图》至少也值800万。当时还有溥心畬的四条屏也卖的不错,近20万。永成拿出来的杨善生画的《猴子图》,拍到68万,我被吓了一跳,现在想想700万、7000万也没什么。所以当天晚上,举办了热闹的庆功宴。

  当时参加完永成拍卖的收获就是:一、知道拍卖比门市卖得好,可以找到一条卖到更好的路。二、积累了客户。因为朵云轩真正积累的客户是从和永成合作开始认识的,像香港的张宗宪先生、新加坡的许祥杰先生都是在香港拍卖的时候认识的。后来第一届朵云轩的拍卖,张宗宪先生、许祥杰先生都来了,这是永成为我带来的客户。现在就算不做拍卖,大家私底下交情也不浅。之前各类的拍卖没有成功,后来朵云轩举办的拍卖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永成为我带来的这些客户和经验。三、坚定了回来办拍卖行的信心。

  4月26日,在香港北角一个很小的旅馆里面,三个年轻人很兴奋讨论回上海办拍卖行的想法。朵云轩是上海市出版局下属企业,出版局是国有资产的监管人,投资公司必然要走一个程序。永成拍卖的成功报告上交徐福生局长,他对我们在永成的拍卖很赞赏。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上海要加快步伐赶上去,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不管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就要去做。我记得上海第一商业局管艺术品拍卖的一位处长接待我,我把苏富比、永成的拍卖图录给他看,介绍了国际拍卖情况,他说没听说过,也没有装懂,也没有敲竹杠说要请吃饭,听过之后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很快把批文就给我们了。一路开绿灯,非常支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也很支持,朵云轩有经营文物的资格,所以很快同意我们进行拍卖。如果没有朵云轩经营文物的资格想成立一家正规合法的拍卖公司可能难度很大,因此朵云轩拍卖公司取得拍卖许可证的过程比较顺利。

  故事讲到这里,祝君波强调,我特别要提及一个人曾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那就是汪道涵先生。他当时已不是市长,我1992年拍卖前去找他,把佳士得图录给他看。汪老92年还曾为我们写过一篇文章,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艺术品是继股票、珠宝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市场;第二句话说在上海创立艺术拍卖公司是很有意义的;第三句话大意是拍卖公司就像一个人牵着两个人进行交易,一手是卖家一手是买家,拍卖公司就是要做好服务提高质量。这些话我一直都还记得还背得出来。我对汪老佩服至极,在国家大事上,前瞻性超过很多人。比如提出浦东开放,提出上海举办世博会,都是前瞻性的、战略性的。他说广交会是战术、世博会是战略。现在看来,艺术品拍卖的确很火热,可是汪老在二十年前就说出如此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线年春,汪老参加了在希尔顿酒店举办的朵云轩拍卖行成立大会并且为我们揭牌,参观了首届拍卖的展览,参加了两届拍卖会结束后招待海外嘉宾的晚宴,现在回想起来都领我十分难忘和感动。

  此后,朵云轩百年老店老树新枝,业务蒸蒸日上。我在大江南北、甚至海外出差,碰到的同道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参加过朵云轩的首场拍卖,话语中他们为见证华人主持的成功拍卖而倍感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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