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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会长的权力角逐

来源:新利娱乐 点击:时间:2019-06-04 09:54

  商会会长本来只是一个以服务为主,需要具有较强责任感的民间社团领导,但由于会长身份背后的“权力”和利益,会长一职竟成为人人争抢的“香饽饽”。记者不久前从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在贵州的几个异地商会,各企业主为争当会长,引发一出出闹剧,其中,广东商会公开选举新会长,原会长卧病在床竟不知情;浙江总商会“三权并立”,3位会长共持一会;湖南商会会长之争激烈,最后一分为二,两大商会分庭抗礼。

  原本依托乡情、商情纽带连起来的一帮同乡人和同道人,却逐渐形成了一个“权力”纷争的江湖。

  2004年,做能源矿产生意的广东商人黄伟星,开始在贵州筹办广东商会,消息一经发布,各家粤商纷纷响应。当时踌躇满志的黄伟星可能难以想到,9年后,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广东商会会“背叛”他。

  记者从一些商会会员口中得知,黄伟星经常以商会为平台广交朋友,而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流,少不了请客吃饭。黄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商会广结人脉,获得信息和资源,但商会中的不少理事和会员却对此不满,他们认为会员交纳的会费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

  2012年底,黄伟星生病入院。2013年3月,群龙无首的会员重新组织会长选举,原任常务副会长的圣济堂掌门人丁林洪上台。

  据称,黄伟星是在病榻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此时,在贵州广东商会的官方网站上,他已“被”授予“创会会长”称号。

  商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黄不满于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无故罢免,拒不交出商会的公章与相关证照。丁林洪方面斡旋无果后,于是发出公章遗失的公告。消息传入黄伟星耳中,他立即出面澄清:公章并未丢失,他并不承认新任会长。

  当地政府在广东商会的“权力”纠纷中无从插足。贵州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白鲁健对记者表示,政府想跟广东商会进行商贸业务上的对接,但根本不知道跟谁对接;想帮助商会整理内部矛盾,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异地商会这种特殊的民间社团组织,政府也无法找到合理的介入方式。

  在贵州,异地商会的内讧并非仅广东商会一家。在贵州影响力颇大的浙江商会,在前会长叶森林即将卸任时遇上了难题,参加竞选的几个常务副会长谁都不肯放弃。今年1月份,在贵州省及贵阳市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浙江商会内部终于达成统一,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核心领导,诞生了会长、第一会长(法人代表)、执行会长3人共存的领导机构。

  而作为同一个商帮,湖南则出现了贵州湖南商会和湖南企业联合会两块牌子,“权力之争”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湖北商会权力内讧也在坊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贵州各大商会突然成为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权力江湖”。

  事实上,企业建立的异地商会,承担着行业自律、维权、服务、协调、管理等任务。商会往往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黏合剂”,成为会员企业征战商场的利器。然而贵州各家商会在抱团打江山的同时,却展现出权力纷争、管理混乱的现状。

  其实,异地商会从注册伊始就已存在隐患。根据我国相关条例,异地商会必须接受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然而,全国各省的异地商会业务主管单位却五花八门,工商联、统战部、商务厅、招商促进局、经贸局、驻外办事处等部门,都能成为商会的主管部门。注册程序的混乱,导致很多成功注册的商会,实际上缺乏广泛社会代表性,尤其是在商会制度不完善、监督缺失的现实情况下,不少商会会长管理和服务很不到位,难以服众,会员单位产生利益分歧与权力纷争是难免的事。

  而企业主们争当商会会长的热情之高,也让人们疑惑,因为会长身份不仅代表着更加高昂的会费,还代表着更多责任和义务。但是,一位湖北商会会员接受采访时直言:“为什么不当会长?会长就是身份的象征,会长就是大玩家的准入证!”

  针对这个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社会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民间商会正慢慢成为“二政府”。现在贵州社会上大多数的商会会长都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商人,又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其影响力和话语权直达地方政府高层,成为两地政府的“信息中转者”和“商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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